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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們提到，西周的滅亡來自於王室的內鬥，而本篇文章則是從這一場內鬥的源頭開始講起，勾勒出周民族建國的歷史進程。

周族興起於渭水中游的黃土高原，為姬姓。其始祖相傳為后稷，名棄。
早期棄定居於邰，到了公劉的時代，遷都於豳。九代之後，於古公亶父的領導之下，再遷都於周原，即今陝西岐山。周人在遷都於周原之後，整體的社會結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開始經營城郭，建宮室，設官司，而部落成員則被組織到被稱做邑的地方單位，開始步入早期國家階段。也因為周民族在古公的領導下開始產生蛻變，為周王朝的奠基者，因此周人稱古公亶父為太王。
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其原因大概是因為周族必須面對來自於其西邊和北邊強悍的少數民族----西戎與北狄----的侵略。也因為強大的外族對周人形成一股龐大的壓力，促使周人在與戎狄的戰爭中不斷的得到鍛煉而變得強大，再加上有賢明的太王與其兒子王季英明領導，有效團結部族的力量，並於多次遷都的過程中尋求有利的地形屏障，使得周族成為殷商王朝西部最強大的力量。

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對於這一段歷史有深刻的描述：

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複修後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複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複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髪，以讓季歷。
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從以上的資料來看，周民族在建國初期，由於有強大的外族侵擾，一再遷都，在與外族征戰的過程當中，一方面培養自己的戰力，一方面鞏固自己的疆域，再加上後來的領導者均有能力團結部落族人的力量，因此逐漸壯大。

古公死後，王季即位，繼續發展周族勢力，引起殷商王室的不安，於是被殺。王季死後，其子昌即位，即是後來的周文王。
文王即位之後，加強擴張周人勢力，招兵買馬，發動一系列的對外戰爭，《史記》中詳細記載文王即位以後所採取的一連串政治動作：

西伯曰文王，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只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

從史記的記載可以看出，文王的政治手腕高明，以文治內政，以武拚外交，以仁德，以武力，使鄰近的諸侯與西邊的戎狄不得不服，進而又擴大了周民族的勢力範圍。

到了約西元前十一世紀左右，文王的兒子武王即位，便與周民族周遭的部落聯軍，發動了伐紂的戰爭，在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與商軍大戰，商兵陣前倒戈，紂王逃回朝歌自焚而死，商亡。
周王朝在滅商之後，建都於鎬京（今陝西西安以西），時間約在西元前1046年，史稱西周。

周初時，政治社會極不穩定，商人的勢力仍構成對周的威脅，同時，東邊的少數----淮夷----也成了周民族新的外患。

為了屏障周王室，鞏固王權統治，武王克殷之後，大封同姓子弟與異姓功臣為諸侯，派往各地駐守，為王室提供軍事武裝，這種分封制度，即是我們後世所稱的封建制度。
所謂的封，就是劃定疆域，周天子派人在國與國之間的國境上犁一條溝，將溝裡的土翻上來，並在土上面種樹，表示這塊土地的大小範圍，這就是所謂的「封」。而「建」就是任命國君，土地的大小劃分之後，便指派土地的行政首長，並賦予土地的所有權，這就稱做「建」。

周初，武王分封諸侯的對象大致來說有以下幾種：姬姓之國、姻親功臣之國、先聖後裔之國、殷人後裔之國。

司馬遷《史記》中記載武王分封諸侯的大致經過如下：

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分析一下《史記》中的資料，姬姓之國為魯、燕、管、蔡；異姓功臣為齊；先聖後裔為焦、祝、薊、陳、杞；殷人後裔為商丘。

其中，武王封紂王之子武庚（即祿父）於商都，想借其力量來統治殷商遺民，又怕殷商遺民作亂造反，再分封自己三個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於商都之地的左右，就近監視，稱為三監。

武王在進行第一次封建之後，便因病逝世，於是太子即位，是為成王。
成王即位之後，周公因為成王年少，便輔佐成王，擅政專權，此舉引發了管叔、蔡叔的不滿。

按照這些王室兄弟的排行，老大是武王，其他依次是管叔、蔡叔、周公、康叔。
如果按照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度，排行老四的周公怎麼算都不該跳過管叔、蔡叔直接主政。儘管美其名是輔佐少主，但為什麼是排行後面的來指揮二哥和三哥呢？
管叔、蔡叔當然不高興，因此就聯合武庚聯合叛亂，同時，在東邊的淮夷部落也加入戰局，一起反周。這即是後世所謂的管蔡之亂。

面對管蔡之亂，周公親自率兵平亂，順勢東征，將周民族的勢力乘機擴展到黃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而為了鞏固對於東邊疆域的統治，周公進行了一連串的軍事部署與政治動作。

《史記》對於周公平管蔡之亂到輔佐成王治國的這一段歷史是這樣描述的：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叛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谷，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返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豐，使召公複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複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史記》的記載省略了很多細節與背景資料。
從《史記》的記載來看，我們只可以看出周公東征，平管蔡之亂，主政七年，還政於成王。同時，在周公與成王主政期間，與淮夷發生多次的侵略戰爭。
然而，周公主政這七年究竟在軍事上與政治上做了那些動作呢？《史記》沒有詳細記載，但是我們可以從其他史料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大致描繪出周公在東征之後的所制訂的國家發展策略。

周公為了防止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管蔡叛亂與東夷作亂），於在今洛陽以東三十里處建立周城，即是後來的洛邑。同時，周公與殷人做政治上的妥協，以微子開統治殷遺民，封於宋國，並建立所謂的殷八師（或稱成周八師），用以護衛洛邑，與周王室固有的西六師同為周王朝最重要武裝力量。
西六師的駐紮地約在西邑，即是周的發源地，應該是用以護衛周王室以西的疆域；殷八師的駐紮地在殷商故地，相當於現今的河北，其目的當然是用來鞏固周王室在東邊的統治權威。

同時，周公再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的封建，並賦予一定的軍事力量，加強對於王室的軍事屏障，其中以姬姓諸侯與姻親功臣的地位最高，分封的土地最大、地勢最顯要，帶領的軍隊最多，最重要的有：魯國（周公長子伯禽）、齊國（太公望）、燕國（召公）、衛國（康叔）。

於是，在軍事上，周公建置了西六師與殷八師，作為西周王朝的統治力量；在政治上，周公進行第二次封建，賦予諸侯一定的軍事力量，加強對於東邊疆域的統治。

最後，周公憑著所設置的強大軍事力量，推行宗法制度與階級統治，即是我們後來所稱的「制禮作樂」，為周王朝對於天下的統治奠定了主要基礎。

周民族一直發展到這個階段，才真正建立了一個絕對權威的王權統治。

歷史發展到了這裡，周民族似乎前景十分光榮。
然而，周公所制訂的國家發展藍圖有幾個致命的缺陷，這些缺陷為周王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於是，就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之下，一下子爆發出來，讓整個王朝的發展歷史朝自我毀滅的路線前進。
而這些缺陷是什麼？又造成什麼影響？與平王東遷又有什麼直接的關連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