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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突破」是美國功能主義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關於社會進化的理論，理論的提出主要表現在其兩本著作，分別為《社會：進化與比較的觀點》、《現代社會系統》。

其理論主張人類社會的進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原始階段、中間階段、現代階段；除此之外，帕森斯還從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資料當中，將這三種階段分成五種形態，分別為:（1）原始社會；（2）古代社會，如古埃及；（3）中古帝國社會，如羅馬、中國、印度；（4）溫床社會，如以色列、希臘（5）現代社會

而在每一個階段，帕森斯都說明了其社會特徵，譬如，原始社會階段的主要特徵有兩點：（1）宗教具有重要地位；（2）親屬關係強；而中古社會的主要特徵，便是語言文字的使用。

帕森斯認為，人類社會每進化一次，都有重大的突破，而其著作當中，他羅列了社會進化的七大突破，分別是:（1）階層制度的出現；（2）文化合法化；（3）語言文字的出現；（4）權威的制度化；（5）市場經濟的制度化；（6）普遍性法則的出現；（7）民主政體的出現。

而關於中國的「哲學的突破」，主要表現在「文化合法化」與「語言文字的出現」，余英時先生則是借用帕森斯所提出的社會進化論，來討論中國歷史上幾個關鍵發展階段，認為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有所謂的四大突破，即：春秋戰國之際、漢晉之際、唐宋之際與明清之際，並於2007年10月6日在日本名古屋大學為日本中國學會發表演講，題為《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本篇筆記主要討論余英時對於春秋戰國之際的思想突破的幾點看法。

針對春秋戰國之際的思想突破，余先生首先肯定「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興起是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開端，這是學術界的共識，無論在中國、日本或西方都無異議。」接著他針對這個變動時期的歷史進程，提出了他所關注的問題，認為「諸子百家的興起作為一個劃時代的歷史現象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它和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大變動又是怎樣聯成一體的，這些帶有根本性質的重大問題還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

也因此，討論春秋戰國之際的哲學思想突破，其實就是討論「諸子百家興起」背後的歷史原因。

若我們討論的問題是「諸子的興起」，那麼，我們就必須將我們的鏡頭拉遠，將焦距從個別的思想家拉大到整個時代的知識群體。我們所應該討論的重點，不再是個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學說，而是這些知識群體之所以出現的原因是什麼？他們怎麼出現的？他們的出現為中國歷史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特徵，又與過去的歷史階段有何顯著的差異？唯有針對這幾個核心的問題進行思考，我們才能掌握春秋戰國之際中國所出現的哲學突破，才能從大歷史的角度去探討中國文化奠基的歷史關鍵。

余英時先生在其出入史料的過程當中，他發現，造成春秋戰國之際哲學思想突破的關鍵原因，來自於知識階層的興起。

基本上，中國在春秋時期的社會等級制度，主要是以士庶之分為最大的區別。

周朝所建立起的封建制度，規範著社會等級秩序（這似乎還蠻符合帕森斯的社會進化論），士以上，為王、公、大夫；士以下為皂、輿、隸、僚（差役）、僕、儓（低級奴隸）及工商農民。士以上則為貴族，庶民工商則為平民階級，其身分俱屬世襲。也因此，士是貴族的最低層，有食田與俸祿，然而，僅可糊口，有的尚無法溫飽。

當時間來到了春秋時期，士的身分產生了劇烈的變動。有的士可以上升為大夫或卿，協助國君治理國家，享受富貴；有的卻直接降為平民，四處自謀生路，這就形成了春秋時期很特別的社會現象，即士階層的分化。

士的分化到了春秋中期更加劇烈，散落在民間的士，為了糊口，四處謀生，或辦學、或從政、或司儀，也因此，春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所謂「方士」、「策士」、「謀士」......等，均是士階層分化之後新興的階級（儘管還是士，然而，這些士的貴族地位已經名不副實，他們更像是有學問、有知識的一般平民）。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階層有一個共通點，他們跟一般平民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們擁有知識。因此，余英時先生則將中國古代社會當中所謂的「士階層」稱之為「知識階層」。

而哲學的突破，就是由這一群人根據自我所發展出來的知識，對過去的知識體系進行反動，產生思想上的突破，進而讓處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於是，問題來了！他們所突破的東西是什麼呢？這一群知識人所面對的舊知識體系又有哪些內容呢？

余英時先生認為，「巫的傳統」是這群知識人突破的對象。

「春秋、戰國之際諸子百家便是針對這一源遠流長的精神傳統展開他們的『哲學突破』的。諸子不論屬於哪一派，都不承認『巫』有獨霸天人交流或神人交流的權威。」

「他們（諸子百家）有兩個共通點：第一是將『道』(一種精神實體)代替了巫所信奉的『神』；第二是用『心』的神明變化代替了『巫』溝通天人或神人的神祕功能。」

「我們可以說，『哲學突破』在中國是以『心學』取代了『神學』，中國思想的一項主要特色由此奠定。」

「先秦諸子的『哲學突破』是中國思想史的真正起點，支配了以後兩千多年的思想格局及其流變。『哲學突破』的歷史背景是『禮壞樂崩』，也就是周代整體秩序的崩解。為了認識『突破』是怎樣發生的和『突破』後中國思想為什麼開闢了一條獨特的途徑，我們必不能把思想史和其他各方面的歷史隔離起來，進行孤立的處理。政治體制、經濟型態、社會結構、宗教狀態等等變革都是和『哲學突破』息息相關的。」

從以上摘錄的幾段話，我們大致可以了解余英時先生關於「哲學突破」的論點。

基本上，春秋之際的知識階層，他們所面臨的舊有的知識體系，大致有幾個方面：（1）曆算之學與星占之術；（2）以龜策預言吉凶的知識；（3）儀式的主持與意義的解釋。

這些流傳在當時的知識體系，原本是由少數人所壟斷，即是由所謂的巫覡之流掌握知識的詮釋權。

然而，隨著「禮壞樂崩」，這些原本是屬於官方知識的巫覡傳統，流落到民間，再加上貴族沒落，士階層帶著豐富的官方知識於民間謀生，也因此，那種依附於王權之下，由原始宗教傳統而所形成的巫覡，便受到了挑戰。而挑戰他們的，便是新興的知識階級，將原本由巫覡傳統所壟斷的知識詮釋權，整體瓦解，並且賦與新的意義與說法，形成一種更具理性、更具人文的哲學思維（這即是余英時先生所謂的「天道人心」的轉化），將屬於宗教的舊知識體系，更新為以人文為主體的哲學內涵。

這就是春秋之際士階層在知識上所進行的哲學突破。而這一突破，則將中國思想史帶往了新的發展方向。

即是《莊子‧天下》中所提到的：

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表面上，這是感嘆過去美好時光的消逝，懷念那「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的美好年代，控訴當時「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混亂。

然而，反過來說，這卻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歷史就如同莊子所言，是「百家往而不反」，時代的巨輪繼續滾動，過去單純美好的社會是「回不去了！」，整個思想發展就形成了「道術將為天下裂」，百家爭鳴的時代來臨，一個奠基中國思想傳統的關鍵時刻正式產生，中國從此進入了存在主義思想家卡爾‧雅斯貝斯在其《智慧之路》一書中所提到的『軸心時代』：

發生在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間的這種精神的歷程似乎構成了這樣一個軸心，正是在那個年代，才形成今天我們與之共同生活的這個「人」。我們就把這個時期稱作「軸心時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發生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了孔子與老子，中國哲學中的全部流派都產生於此，接著是墨子、莊子以及諸子百家。在印度，是優婆沙德和佛陀的時代，正如在中國那樣，各派哲學紛紛興起，包括懷疑論和唯物論，詭辯術和虛無主義都發展起來。在伊朗，左羅阿斯脫提出了他關於宇宙過程的挑戰性概念，認為宇宙過程就是善與惡之間鬥爭的過程。在巴勒斯坦，則出現了許多先知，如以利亞、以賽亞、耶利米、後以賽亞。希臘產生了荷馬，還有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圖等哲學家、悲劇詩人，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所有的這些巨大的進步（上面提及那些名字僅僅是這種進步的表現）都發生於這少數幾個世紀，並且是獨立而又幾乎同時發生在中國、印度與西方。

葛兆光就在其《中國思想史》中就認為：「我想，中國這一思想的『軸心時代』，可能就是從《莊子‧天下》所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時候開端的。」

中國，從那個時候開始，展開了新的文明、新的思想與新的歷史。

從以上的討論出發，我們在回頭去看看帕森斯所提出的社會進化理論，我們發現，他對於社會進化的解釋是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中國的哲學突破，表現在由原始社會進展到帝王社會的階段；由原本具有強烈的宗教意識，轉化成文化合法與語言文字所構成的權威合理化的君王統治（秦漢就是一個哲學突破之後的結果），並且，其關於階層制度的突破、文化合法化的理論.....等等主張，都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這也是為什麼余英時先生會借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原因。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曾經提到，西方理論確實有可以參考的價值，然而，如何借用西方理論來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又不會受到西方學術語言的綁架，那就必須在研究方法上有自己獨步的見解，而筆者以為，余英時先生關於中國史的研究，足以當成一種學習的方向，學習余先生如何出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史料，並從中找到自己的見解（關於這一點，余先生在其《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很清楚的說明他是如何借用帕森斯理論，可詳見收錄其中的〈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一文）。而這也是筆者書寫閱讀筆記的原因，企圖從中找到自己研究史學的路徑，開拓自己的學術路線。

參考書目：

侯鈞生：《西方社會學理論教程》，南開大學出版社

余英時：《史學研究經驗談》，上海文藝出版社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上）》，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

卡爾‧雅斯貝斯：《智慧之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