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研究中國的東西，現在面臨這一百多年來一直面臨的一個困難。什麼困難呢？就是我們不能像從前那樣老是用經、史、子、集這種方式研究了，因為我們已經進入所謂現代的學術階段。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提出的問題及研究的方式都慢慢跟西方融為一體，很難分別了，實際上我們都是用西方的方式來研究中國的東西。這就引起許多問題，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你很容易削足適履，把外國的東西當做一個模式，把中國的材料盡量剪裁放進去。那是毫無困難的，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任何一個西方理論，將中國的材料堆放在一起，然後把自己需要的材料挑出來，套進這個理論模式裡面去，不管這些材料跟其他部分有無矛盾。這就是我們研究中國史學----尤其是在「五四」以後----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
「我們必須在中國史料裡面找他本身的脈絡，只有這樣才能追溯中國的歷史，不管研究的是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還是思想史。」
「中國看來看去好像都是朝代的變遷，只是循環而沒有變化。其實這麼說也不對，朝代循環之說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朝代本身只是一記錄，某個朝代並不一定代表某個階段，其本身並不是階段性的。」
「我覺得我們一些中國人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常常追逐西方潮流，什麼東西在西方流行，我們中國馬上就要有，例如什麼女性主義、種族主義、階級意識等等。如果執著在某一點上，你就很麻煩了，看來看去都是那個東西。所以你要以寬廣的眼光、博遠的觀點去研究歷史，這樣你的收穫會比較切實。」
「宋明理學在形而上學方面有所發展的，但這個發展的基本關懷還是要建立一個現代、理性的人間秩序，而不要建立一個想像中的天國或神國，所以他們的形而上學以重新建造世界、回到三代的秩序作為主要的考慮。從這一點出發你就可以發現，我們現在根據西方哲學觀點頻頻講到要把宋明理學當成一種形而上學或道德哲學來看待，其實是有所偏差的，因為它不是那樣一個考慮的方式。現在我們把中國哲學從中國思想中間給撇出來了，實際上是以西方為準的。」
以上這幾段文字，摘錄自邵東方先生於2008年10月3日在余英時先生位於普林斯頓寓所中所做的訪談記錄。
完整內容則收錄在其所編纂的《史學研究經驗談》（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12月）一書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談論的是余英時先生在研究中國史學的過程中，所經歷過的思想軌跡。一方面點出研究中國歷史應該關注的重點與方向；另一方面則追憶了上一代大師（如：錢穆、楊聯陞、聶崇岐、洪煨蓮......）對於自己在學術研究上的影響。
之所以會特意摘錄這幾段文字，主要是想討論中國史學研究的取徑問題。
中國學術研究在五四之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那就是利用西方的學術訓練來研究中國的文化傳統，也因此，所謂的五四學術群體，這一批中國近代最後的大師群，他們在中國學術研究的取徑上，便是以中國最深厚的文化傳統為材料，以西方最現代的科學方法為手段，無論是傅斯年、陳寅恪、梁啟超、王國維、胡適、李濟、趙元任......等等，這些大師中的大師，均學貫中西而出入古今，正式確立中國學術的現代化。
然而，中國學術的現代化，演變至今，卻變成了中國學術的西化。就如同余先生所講的「什麼東西在西方流行，我們中國馬上就要有，例如什麼女性主義、種族主義、階級意識等等」儘管，余英時先生談論的是中國，然而，處在台灣的學術研究圈當中，在台灣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學者，也很難避免有這樣的毛病。
我們承認，西方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一定有可以借鏡的地方，然而，研究人文科學（特別是史學），畢竟不同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是很難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主張的。
就如同余先生所說：「人文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不同，後者是普世性的，沒有地域、民族的界線，但前者則無不受地域、民族、文化的制約」這即是說，照在美國的陽光和照在中國的陽光，不管怎樣，都還是同一個太陽，可以用同一個光學理論來解釋；然而，生活在美國社會的人與生活在中國社會的人，雖然都是人，但我們能用同一個社會學的理論來解釋美國人跟中國人嗎？或許，在某種情況之下是可以，然而，我相信，比起可以解釋的，一定有更多的例外，是理論所無法解釋的。
這當然是因為，中國古代歷史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有著中國式的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社會結構、獨特的思想信仰與獨特的生產經濟，想要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國，光靠由西方社會文化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或主義，那是遠遠不足的！那或許可以解釋某個階段、某個地方或某個現象，但若說有那個理論可以完美地解釋中國歷史彼此的前因後果，完美的說明中國之所以是現在這樣的中國的話，那中國歷史也就不用研究了！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史學大師陳寅恪所堅守的學術信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一位曾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留學求知，被譽為中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可謂當時中國西學素養最高的代表之一，當他晚年回看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在《論再生緣》說：
世人往往震矜於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而不知吾國亦有此體。 外國史詩中宗教哲學之思想，甚精深博大，雖遠勝於吾國彈詞之所言，然止就文體立論，實未有差異。 彈詞之書，其文詞之卑劣者固不足論。 若其佳者，如再生緣之文，則在吾國自是長篇七言排律之佳詩。 在外國亦與諸長篇史詩，至少同一文體。 寅恪四十年前常讀希臘梵文諸史詩原文，頗怪其文體與彈詞不異。 然當時尚不免拘於俗見，复未能取再生緣之書，以供參證，故噤不敢發。 荏苒數十年，遲至暮齒，始為之一吐，亦不顧當世及後來通人之訕笑也。
所謂「拘於俗見」，筆者以為，是陳寅恪早年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自己也「震矜於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因此，才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提出「吾國亦有此體」的言論，而「噤不敢發」。然而，隨著閱歷漸豐，越有自信，才「遲至暮齒，始為之一吐，亦不顧當世及後來通人之訕笑也！」提出「希臘梵文諸史詩原文，頗怪其文體與彈詞不異」這樣的看法。
以陳寅恪這樣的學問大家，都還會因為「震矜於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而將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中數十年，可見西方文化的強勢介入確實在中國學術研究上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然而，儘管如此，人文研究的領域，還是必須要堅守「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也因此，陳寅恪還是在晚年的時候提出了他深藏在心中的看法，也不怕其他人的「訕笑」。
或許，這樣的例子可以來當做研究中國史的借鏡吧！
我們脫離不了現代西方強勢的學術語言與研究方法，這一點，我們無可否認。然而，在面對中國史學上的研究，我們可以借用西方的研究成果來觀照中國，卻不能一味用西方的理論模式來套在中國歷史研究上；或許我們總是會震懾於西方的理論與主義，驚訝於西方學術研究的想像力，興起一種模仿與追尋，興起一種崇拜與憧憬，但是，不要妄自菲薄，若我們想要真正了解中國歷史，我們還是得要回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場域當中，尋找自己的解釋，尋找自己的理論與想法，在中國歷史的脈絡當中，尋找理解中國的方法，唯有這樣，我們才真的可以在「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思考中，提出屬於自己的觀點，而不是成為西方思想的註腳。
期勉自己！！燃燒吧！學術魂！！
